昨天丨温大勇：关于“出身”的记忆，家庭成分撕裂的中学同学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温大勇，1948年生，当过知青、工人、教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顾问，《剧本》杂志社原主编，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创作有《土尔扈特人》《文天祥与忽必烈》（合作）《玉杯恩仇记》《汉将李陵》等剧本，出版有《一捧雪》《清忠谱》《红卫兵忏悔录》《<呻吟语>译评》《曾经沧海难为水》等作品。

原题

关于“出身”的记忆

作者：温大勇

1984年制定的标准号为GB 4765-84的国家标准，沿袭过去几十年的做法，规定了家庭出身的代码，适用于人事档案管理、社会调查、公安户籍管理等工作

提起出身，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一头雾水。十多年前，当我还在工作岗位时，在干部需要填写的履历表中，已经没有“出身”这一栏目了。眼下新人求职，用工单位可能也不会关心对方是什么出身。但你若问像我这样的“老三届”（指“文革”开始时在校的初、高中学生）或比“老三届”年龄稍大的人是什么出身，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或许被立即唤醒很多并不愉快的往事……

所谓出身，早年间是指做官的最初资历，像翰林出身，意思就是说曾经当过翰林。出身也可以解释为个人早期的经历，说一个人是当兵的出身，那他年轻的时候一定参过军。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出身专指家庭出身，或者再具体一点儿说，就是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你父亲是解放军，你的出身就是“革命军人”；你父亲是工人，你的出身就是“工人”；你父亲在土改时被定为贫农，你的出身就是“贫农”；你父亲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你的出身就是“革命干部”（简称“革干”）。

有时候又不完全是这样，出身又和你父亲的历史、表现等联系在了一起，比如你父亲原是地主，土地被没收后成了农民，还加入了人民公社，但你填写出身，你还得填“地主”，你不能填“农民”或者“社员”，尽管你父亲这时候早就不是地主了，你更没有当过一天地主。再比如，你父亲早先是游走在街头巷尾的小贩，后来因为认几个字，赶上好时机进了国家单位，甚至当了小干部，你的出身既可以根据你父亲眼下的工作填写“职员”，也可以按他以前的经济状况填“城市贫民”——我的理解是，反正怎么对你有利你就可以怎么填。

还有，你父亲或是农民或是工人，可因为盗窃、诈骗、流氓等恶行被政府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所谓“帽子”是指在政治档案中的正式记录）那么虽说他干的工作不是“坏分子”，你也只能填“坏分子”出身。要是你父亲从前是国民党军官，那不管他后来干什么，在哪儿，哪怕他投降了、起义了、跑到海外去了、被打死了，你的出身还是“反动军官”。总之，出身的事儿太复杂，三言两语难以说清，但在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代，出身好就意味着被政权和社会所认同与信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宣传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比如某人是资本家，但他倾向革命，或投身革命，那在理论上他就应该被信任，成为同志了。但不知为什么，学校里执行的阶级政策虽然也是这个政策，但把“成分”和“出身”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实际变成了有出身论，不惟出身论，重在政治表现。

其实成分和出身不同。成分一般指的是个人早先的主要经历或职业，出身指的是家长尤其是父亲的主要经历或职业。如果说有成分、不惟成分、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一点点道理的话，那么在广大学生中推行的有出身、不惟出身、重在表现的阶级政策就很没有道理了，实际上是一种“原罪”思想在作怪。那些不是本人有“历史污点”而是家庭有“历史污点”的学生，将要一生为其父辈偿还这笔“孽债”。这当然是不公正的！

况且，即使是这样的阶级政策，在现实生活中执行起来也大大地打了折扣，而所谓“政治表现”好坏，其实大多仅仅是一种并不很清晰的说辞，没有明确的标准。

出身于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的学生，自称或被称作“红五类子弟”，也简称“红五类”。其中革命干部专指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如果是行政十三级以上，又叫高级干部，即“高干”。“红五类”当然是好出身。与其相反，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庭的学生，叫做“黑五类子弟”，也简称“黑五类”，在那场政治运动高潮时甚至被蔑称为“狗崽子”，视为阶级敌人的群众基础而被广泛敌视。前些年我发现某地有一个著名食品品牌居然就叫做“黑五类”，这真让我吃惊，亏他们想得出把“黑五类”拿来做商标。

那时候，出身对于我们来说有决定性意义，不但影响到我们的学业、工作、婚姻，而且很可能会伴随我们一生，甚至子孙后代都要跟着沾光或倒霉。

一个人要是出身好的话，前景一片光明。从上小学起，入队入团当干部，有个好出身多半会一帆风顺，除非你实在太不争气。上大学，看成绩更要看出身，由于出身原因而被高等学校拒之门外的考生不计其数，且有些大学、有些专业根本不对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开放。那时也有出国留学，公费保送，主要是去社会主义国家，出身好更是绝对的条件。即使同是好出身，“红五类”中，工农子弟的机会与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比较起来也要少得多。出国留学实际上成了一种特权。

至于工作，凡是保密的单位、有前途的职业、重要的岗位、令人羡慕的工种以及职务的提升，都和出身紧密相关。甚至大学生毕业分配，出身不同，在分配去向上、具体工作的安排上也会有明显的差异。

哪个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嫁个好人家？改革开放后，海外关系成了香饽饽，姑娘们趋之若鹜，这样的家庭自然就算好人家。至于现在说的所谓好人家，多指的是非官即富，有权有势。但五六十年前，家里要有海外关系，那就是一块大心病，说出来能给对方吓跑了；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敢把姑娘嫁给有海外关系的人家，让她受一辈子拖累。所以什么是好人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标准。

那个年代，出身好找对象也容易，否则就难。介绍人来了，家里的长辈们肯定会问：对方什么出身啊？要是出身不好，那对方的条件等于降了档次，因为出身不好肯定意味着对方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不会很牢靠，往严重了说还或许有风险：万一今后政治上出了“毛病”，就是一大家子的事，少不了连带着对象及子女跟着担惊受怕吃挂落儿。出身不好的青年则想方设法通过婚姻“改换门庭”，必需的代价当然是要“降格以求”。

我认识一个姑娘，人很漂亮，父亲有“严重历史问题”，她找对象的首要条件就是对方必须出身好，最好是高干子弟，因为她决不想让自己的孩子长大了还像亲妈一样当“二等公民”。后来她终于如愿以偿，只是谁看了她丈夫都会私下里感叹……

我下乡插过队，熟悉农村生活，那时青年人的婚姻受出身的影响相当大。“黑五类分子”的女儿如果不甘心也嫁个“狗崽子”，想找个贫下中农后生托付终身，不外乎两条出路，一个是找模样大不如自己的，别嫌对方丑；一个是找经济条件更差的，准备跟着受穷。如果“黑五类分子”的后代是小子，那可就麻烦了，家里要另有姑娘还好，还能找个人家“换亲”，各自解决各自的“困难”；要全是儿子，那多一半可能是得打光棍儿——假使求爷爷告奶奶托人找了个当“倒插门”女婿的人家，非得关起门来烧高香不可。周边不止一个地主、富农子弟，三十好几还没有结婚，人不错，各种活计也拿得起来，但女人们宁肯当他的情人也不愿意嫁给他。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出身好甚至还有其他优越性：两个人打架，一般情况下多是出身不好的没理；犯了法，好出身或许能顶上三两年刑期。

不夸张地说，出身还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文革”十年我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发现一个不是规律的“规律”：平头百姓中，但凡大大咧咧的、张张扬扬的、什么都不憷的，十有八九出身好，起码家庭没有大问题；那些低眉顺眼的、不哼不哈的、大会小会躲犄角旮旯不发言的，不用问，多数都出身不好。我相信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不会是在娘胎里就确定下来的。

记得从书上看到过，说印度的社会等级是世袭的，称种姓，最初分为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和学者）、刹帝利（武士和贵族）、吠舍（手工业者和商人）、首陀罗（农民和仆役）。种姓和种姓之间不能通婚，不能交往。后来在种姓之外又分出一个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叫贱民。原先我不能理解怎么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后来还是现实让我开了眼界，知道了哪一类人是受尊敬的，哪一类人是被歧视的。我多次听人说过，他非常庆幸父母还健在时就给自己留下了一笔最珍贵的“遗产”，那就是一个好出身。

1967年春天，北京颐和园，我所在的清华附中派性组织“战友们”欢聚后合影留念。这些同学大部分是“红五类”，也有老革命家庭出身的“黑帮子弟”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身被强调到了极至，尤其是中学，当时发生的很多事全和出身有极大的关系。

“红五类”和“黑五类”之间，还有中农、职员、小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一般出身，常被自认为懂政策的“红五类”看作是革命力量可争取的对象。职员包含的范围最大，另有高级职员和小职员之分。同是“高级”，高级干部出身是最好的出身，高级职员往往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他们的子弟因生活在“资产阶级家庭”而时不时被人督促着“改造思想”。

自由职业者原是指凭借个人的知识技能从事职业的知识分子，如医生、教师、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但这些人当时被算做职员，是体制内的干部，而个体医生、不拿国家工资的艺术家和著作家才叫自由职业者，是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数很少的阶层。据说巴金先生没有拿过国家工资，不知道巴老的后人是怎么填写出身的，反正我一个同学的父亲自己开个中医诊所，他的出身就是“自由职业者”——“破四旧”时，他父亲的小诊所被打上门的造反小将勒令关闭，也不“自由”了，那是后话。

还有意思的是，最早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对成员出身要求较高，多是“红五类子弟”，于是一些出身“不好不坏”的中学生竟也拉起了坚决靠拢红卫兵的群众队伍，叫“红外围”，我就曾在好几个地方看到过戴着“红外围”大红袖章的中学生招摇过市。

那些年，只要沾上“政治”的边儿，什么变化都大：政治形势变化大，政治态度变化大，政治地位变化大，政治面目变化也大。家长的情况一变，儿女的处境便大不一样：家长原来是革命干部，后来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敌我矛盾，第二代成了“黑帮狗崽子”，公开的说法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家长原来是高级知识分子，出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家庭经济条件较好还被不少人高看一眼，但父母一夜之间打成“反动权威”或“里通外国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儿女们则归入了“下九流”。这些家庭的变化，往往从当事人的表情里大体看得出来。

即便家长在政治运动中暂时没有受到冲击，出身还是好出身，那也不是上了“保险”——那时出身虽然看父母，但还要查三代、查社会关系。老一辈中国人都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与过去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真要一查到底，谁也不是那么“清白”。

举个例子。一个中学生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是贫农，要说他出身绝对过硬，但一查三代就露了底儿：他爷爷当过汉奸，被八路军枪毙了；他姥爷说是贫农，其实原先是地主，抽大烟败了家，临解放前三年已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土改时走运才定了个贫农。这么一查，他的出身就有了大问题，加上平时人缘不太好，被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说，差点儿还挨了揍。

还有一个同学的初中同学，革命军人出身，她父亲是抗战初期投笔从戎的地主少爷，授衔时已经是上校了，“文革”中老地主被游街示众，打个半死，消息传开，这个女同学压根儿就没能抬起头来。几十年后有人说，虽然这对于她绝对是个坏事，但这样一来，也没准儿她所在的班级就会有出身不好的同学免除一顿打——她家要是没事，真欢势起来，她可能也不是盏省油的灯，人们不是都说“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吗？

北京“老三届”的同学大概都记得，京城“破四旧”时打人最狠的中学生中，女生占了相当比例，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打死了副校长，北大附中“红旗”有个出名的高中女生，领着红卫兵跑回初中母校打老师，那是我听一位老熟人讲的，她亲眼所见。

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包括直系亲属，如父母兄弟姐妹，还包括七大姑八大姨三亲六故，即三代之内的亲属。早死了的、从没见过面的亲戚，都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了你的“问题”，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这么些人都不“出事”，特别是政治运动那么多。如果父辈早先填写社会关系表格时，对组织老实，该填的全填了，没有隐瞒，那以后麻烦就大了，想躲都躲不了。

一位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空军飞行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前程远大，不知怎么，部队知道了他的表妹在解放前夕跟着国民党青年军官跑到了台湾，便让他停了飞，从此“冷冻”起来。几十年后，台湾的拿着少将养老金的“反动军官”携妻带子回祖国大陆探亲，那位从图书馆退休的原飞行员已经卧床不起了。所以有不少人吸取教训，填表的时候“慎而又慎”，不该填的绝不填，倒也免了不少是非。

假使现在能把那个时期人们填的各种政治表格拿出来看看，在“社会关系”一栏中，一定会发现有如下两点相同之处：一个是成份好的多（只拣成份好的亲戚填），一个是亲戚少（能不认的亲戚尽量不认）。我一个朋友家就是这样，当初他还以为他妈他爸都是“孤家寡人”呢，打倒了“四人帮”他才发现，合算他们家亲戚一点儿不比别人家少，国内国外呼啦啦冒出好几十。有个在美国的表亲回来时，他妈千方百计让亲戚把他妹妹带了出去，后来嫁了美国人，入了美籍，这要是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968年冬天，在学校军宣队解放军同志促成下，早已四分五裂的高64（三）班同学于主楼前拍下这张并不完整的合影。直至今日，有着四载同窗之谊的我们再也没能聚到一起

细数起来，我当时来往的同学、朋友中出身没有任何“疑点”“问题”的真不多，社会上也大致如此。某高中学生，“激进”得很，推行“血统论”特别卖力，还打过出身不好的同学，没人怀疑他的“阶级感情”。但后来却听说，他的亲爹是个“右派”，他母亲离婚后给他找了个当官的好继父，他在老大不小的年龄才随着继父改的“革命干部”出身。

还有一个从小在大院里长大的中学生，既早熟又不安分，在院里的孩子们中名声不好。“文革”前她是学校文工团里一名蹩脚的群众演员，别人说她后来在学校打人的时候特别像做戏，歇斯底里，连哭带叫，以显示自己的“阶级立场”。其实有人清楚她的底细——她母亲是早有结论的变节分子，某人的母亲和她妈妈是老乡又是同事，某人事后讲，那时不想坑她就是了，没跟别的同学说过她家这件事。

出身和表现是两码事：出身“好”的，表现不一定好；出身“坏”的，表现不一定坏。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现在看来是荒谬的事，那时却被当做是真理。“文革”前学校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但在实际执行中，出身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进步”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出身论更被宣扬成封建的“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理直气壮地加以广泛宣扬。当然，直到“破四旧”运动以后，我对此才渐渐有了疑问。

一九六六年九月，我串联时去湖南韶山，瞻仰过毛主席故居。在这之前和以后，我看过不少介绍毛主席家庭的材料，有的说毛主席出身在富农家庭，有的说毛主席的父亲是“富裕农民”，有的说老先生是“中农”，有的干脆就说成是“劳动人民”，所以直到今天我也不太清楚毛主席到底应该算什么出身。我只相信韶山冲的大房子，无论如何是那个时代的“劳动人民”住不上的，否则就决不会有那么多农民心甘情愿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了。其实，不管毛主席是什么出身，都不会有损他老人家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象。不是吗？

再举个例子。当年某中学因出身问题被整过的学生，后来多是各自岗位的骨干，不少人还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当了官，（按以前的说法，有人已经是“高干”了）即使是个体户或私营企业家，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但对立面中倒有几位，包括一位曾发誓要在“两个世界的决战”里为“攻打白宫”而“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勇士”，“文革”后却早早去了美国，在“美帝国主义者”手里去讨生活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不是说过去出身“好”的眼下表现都坏，过去出身“坏”的眼下表现都好，这又是走极端了，我的意思是说表现如何与出身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此外我还想要说的是，移民美国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应该尊重。

还是“书归正传”。

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北京的一些学校贴出了一副对联。对联的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绝对如此”。我听说原来的横批是“基本如此”，在传抄过程中改作了“绝对如此”。这样一改，“阶级感情”就更加分明了。

针对对联宣扬的思想，很快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贴出了大字报反驳，还召开过辩论会。反方的主要观点是：一、对联宣扬了唯心主义世界观，是封建的血统论思想的体现；二、对联片面地强调了出身对人的影响，不利于团结、争取大多数群众；三、对联违背了党的“有成分，不惟成分，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路线政策；四、解放十七年了，现在的青年一代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接受的是党的教育，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对联把他们当成革命对象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看得出来，敢于公开反对对联的同学并不多，但他们明显得人心。

1968年12月6日，部分同学将赴山西太谷农村插队，已分配工作和暂时留校的同学到车站送行。经历了“运动”的疾风骤雨，不同出身的学友难得地站到了一起

很多学校最早的一批造反组织也贴出大字报反击，有的还在对联上面刷了一条大标语，写上大大的三个字：“鬼见愁”。某次辩论会，一群外校来的女生让我印象深刻，她们身穿黄军装、腰扎武装带，有人还蹬双草鞋、剃个光头，高声唱起了“对联歌”，好像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后来小报上赞美她们，说她们是“英姿飒爽”。

对联引发的轩然大波，在北京的学校尤其是在中学里，愈演愈烈，最终在八月下旬的“破四旧运动”中掀起狂潮……

我所在的那所著名中学不算最激进，但也批斗了一些教师和“反动学生”（包括“黑帮子弟”），高压下有老师和学生自杀。我们班“出身不好”的一位女生和两个男生被勒令跪在教室里接受批判，很快发展到“武斗”，出于各种动机上前动手的同学不在少数。

对联就这样暂时被接受了，有一张大字报我至今难忘，大意是说，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学只有先承认自己是狗崽子，然后才有可能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也才有可能今后不再做狗崽子。

对对联的“贯彻”，北京各个学校的情况大同小异。有的学校将一部分出身不好的学生集中起来看管，限制人身自由，称之为“劳改队”；还有的学校勒令“狗崽子们”胸前要戴上写有“黑五类”的胸章，以示区分。海淀区某中学开了两个校门，一大一小，出身不好的要走称之为“狗洞”的小门。最严重时，去公共场合都要报自己的出身，这已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羞辱了。

经历过那场运动，尤其是在中学，同学和同学之间感情受到伤害，矛盾深深，甚至延续至今。某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初中女孩，目睹了同学们去她家抄家砸物，五十余年过去心中的创伤仍难愈合，不肯谅解。不少“老三届”如今热衷聚会，尽管都已白发苍苍，来往较多的仍是少年时代的“同类人”……

说起对联的讨论，不能不提到两位鼎鼎大名的北京青年，他们一个叫谭力夫，一个叫遇罗克。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高干子弟，鼓动能力强，曾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主张“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他的讲话流传全国，影响很大。据说他后来改了名字，还在北京某文化部门做了领导。

二十五岁的青年工人遇罗克父母都是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他深切感受到家庭出身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挺身而出，写下了《出身论》来严正反驳甚嚣尘上的血统论，后受到围攻和迫害，于一九七零年三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有数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十年后才得以昭雪沉冤。他的朋友们回忆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有思想的、有信念的人。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宣布取消农村中的地主、富农成分，又为五十多万“右派分子”摘帽平反，并给无数受过冤屈诬陷的人落实了政策，“出身问题”不再是个“问题”了。

我越来越认为，这是一些非常英明的决定，它给千百万压在社会底层的青年带来了新生活的美好憧憬，也一下子就缓解了本不应该如此紧张、尖锐的“阶级矛盾”。甚至可以说，原有的阶级政策如不做根本改变，就决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就这一点来讲，怎么高度评估这些决策都不为过。 

作者温大勇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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